作为我国肿瘤内科治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孙燕教授自1959年从协和医院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以来,为我国肿瘤患者的健康和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仍如少年般求知、如青年般钻研,用自己的睿智头脑和长远目光继续指点和推动着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请跟随《肿瘤瞭望》记者聆听孙燕教授对我国临床肿瘤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感悟大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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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于困境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临床肿瘤学研究工作就已经开始萌芽,但由于当时我国人民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是急性传染病、新生儿死亡、营养不良性疾病,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前10年,肿瘤的防治都未受到重视,肿瘤学研究的整体环境比较艰苦。
展翅于挑战前
建国10年后,包括高血压在内的心脑血管病和肿瘤开始受到重视。孙燕教授也是在这一时期真正参加了临床肿瘤学工作。当时肿瘤治疗和研究的整体环境仍然艰苦,治疗药物有限,投入不足。但正是这种历史需要和挑战使得我国临床肿瘤学在1960年到1965年期间经历了一段很好的发展。在1962年,我国就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肿瘤大会,在会上由吴桓兴教授代表报告的我国治疗绒毛膜上皮癌和睾丸精原细胞瘤的研究被评为药物治疗解决肿瘤的典范。
腾飞于机遇间
文革期间,肿瘤医院曾被认为是高精尖而被拆散。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得以重新开展。而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肿瘤学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1979年,孙燕教授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在著名的MD安德森肿瘤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同时进行临床和科研方面的工作。之后,更多的中国医生陆续到欧美学习或做访问学者。和孙燕教授一样,他们在回国的时候,不仅带回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更重要的是,带回了与世界知名肿瘤研究机构、治疗中心和肿瘤学家沟通合作的机会。
1982年初孙燕教授回国,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与我国肿瘤学界全体同仁共同奋斗,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使我国临床肿瘤学得到了长足进步:组织了多项国际国内会议,创建了我国自己的临床肿瘤学会(CSCO,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培养了大量的中青年人才;获得了十余项足以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成果,如宋鸿钊院士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的高剂量药物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的研究彻底改变了绒毛膜上皮癌患者的命运,使治愈率达到95%,甚至年轻患者还可以再孕,孙燕教授等在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淋巴瘤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功,使很多晚期患者得到治愈;在1990年与WHO联合启动姑息治疗,将癌症的三阶梯止痛引入我国并推广,在加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和综合治疗的同时,改善终末期患者的临终关怀,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2006年将美国的NCCN规范引入中国,应用于中国临床。
回顾过往,孙燕教授不无谦虚也不无自豪地说:
“可以说,我一生的光荣就是在这个时期参与促进我国临床肿瘤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
如今,CSCO已成为国内肿瘤学领域最大的协会,拥有主治医师以上的个人会员13000人和几十个团体会员,与美国、欧洲、亚洲的临床肿瘤协会建立了同等互惠的关系,互相承认彼此的会员。我国常见肿瘤的治愈率已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根据卫计委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癌症的总体治愈率(五年无病生存率)接近40%。
与此同时,我国肿瘤学者还针对中国的疾病特点做出了独到成绩。其中,在肿瘤高发区的研究受到了世界瞩目。例如在河南临县开展的食管癌防治研究发现了食管癌的病因:亚硝胺、霉菌、口腔卫生,在筛查中发现癌前病变患者用化学疗法可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通过努力,当地食管癌和胃癌的发病率均降低,食管癌的治愈率显著提高。这一工作被WHO树立为在基层开展肿瘤防治的典范。再如在由于乙型肝炎而导致肝癌高发的地区,我们对肝癌的治疗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他还有如在云南矿工肺癌高发区调研明确矿工肺癌病因(砷、氡和吸烟),对鼻咽癌高发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人群敏感因子进行研究等。
另外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方面。早在1983年,国际中医中药和免疫学研究会议就引起了国际关注,而未来不久孙燕教授还将出版关于黄芪的专著,介绍传统、实验和临床的研究进展,用现代医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中药,通过中西医融合,进行个体化治疗,实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翱翔于九霄上
在看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临床肿瘤学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孙燕教授也看到了不足,想到了未来:
“这三十年是临床肿瘤学的黄金发展时代。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现状,很多肿瘤尤其是晚期肿瘤尚无法治愈。肿瘤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必须传承与创新,通过创新挽救生命,我们仍然需要长足进步。”
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从中国的古代哲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讲求传承与创新。什么才是真正有利于患者的创新呢?孙燕教授给出了答案:医学是用实践衡量是非的学科,如中医所言,对则立竿见影,错则祸不旋踵。因此,医学的任何创新都必须经过临床实践的检验。进入21世纪,医学模式从经验医学转变为循证医学。任何发现均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学(如随机、双盲、多因素分析等),经过大样本数据证明其正确性,才可应用于临床。
孙燕教授特别提醒道:
“热心于创作的科学家们,你们太多的研究,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你的在细胞分子水平或整体动物水平的研究结果,都必须经过循证医学的检验才能进入临床试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临床可能性而已,不要把它们当成是真正的创新。临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医学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而且不断增加科学性,我希望各位不断创新,不断将其变为科学性,使其能够真正造福于患者。”